中新社台北3月31日电 题：台湾人到底该从什么立场看待中国史？

　　——专访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原主任、暨南国际大学历史学系荣誉教授徐泓

　　中新社记者 杨程晨

　　作为台湾专注研究明清社会经济史的大家，享誉两岸的徐泓教授曾在台湾大学历史学系、暨南国际大学历史学系、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担任负责人。退休数年，他仍活跃于社交网络，更频繁针对台湾新课纲等话题提出反对意见及因应之策。

　　徐泓参与编写的一套历史读物正在陆续出版。“我们到底该从分还是合的立场看中国历史？”近期，他就台湾人需要什么样的历史观接受了中新社“东西问”采访。

　　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：

　　中新社记者：今年台北国际书展上，您参与编写的中国断代史读物面对读者。主编王汎森说，台湾很久没有出版成套的断代史丛书了。您怎么评价现在的台湾读者对历史读物尤其是中国历史书籍的需求？

台北东吴大学校园内的钱穆故居。杜洋 摄

　　徐泓：我上过钱宾四(钱穆)先生的课，他说，历史学教授是没有交集的，他们在一起能谈的就是电影明星。事实上确实如此，历史学教授写的东西一般人不看，但大众又需要历史知识。自古以来，大众获取历史知识多是靠通俗读物而来。

　　抗战时，有些学者会把自己研究的东西融会贯通、深入浅出写作出来。那时，开明书店做了很多工作，后与青年出版社合并成为中国青年出版社，吴晗他们继续从事这类工作，曾经编过《中国史话》《三国史话》，很受读者欢迎。

　　这部分大陆是做得很好的，而台湾多年来没有好好做通俗读物方面的工作。过去，台湾的历史书籍多是一些生硬的内容，只有少数学者例如萨孟武先生写的《<西游记>与中国古代政治》《<水浒传>与中国古代社会》等独具特色，但把中国史从头到尾写出来给普通读者的书几乎没有。

　　中新社记者：您认为今天的台湾读者需要读到什么样的历史读物？

钱穆手稿。陈立宇 摄

　　徐泓：中国史要怎么写？大家需要有共识，尤其在今天。是要丢掉我们自己的传统，全盘西化吗？这在一段时间成了主流。反主流的是少数，比如钱宾四先生的《国史大纲》，他倡导我们要读自己的历史，不只是批评错误，还要怀有温情与敬意把祖先的优点讲出来。

　　中国古典文化多是师说口传，这也导致教学过程中一些内容被误解。但较讽刺的是，后来在台大历史系教书的人多是走批评的路子。这导致了很多台湾学生长期处在一种否定自己文化的环境中，不进步怨“祖宗不够好”，其实是自己不努力。

中国国家博物馆“中国古代饮食文化展”。田雨昊 摄

　　我们现在重新看中国历史，就发现中国人的世界观有利于人类实现安居乐业、礼运大同，而这样的价值理念可能是许多西方人接受不了的。就好比郑和下西洋，没有夺取一块殖民地、租借地。近代有些人认为，如果郑和采取殖民政策，可能中国早就发现了新航路。但他们不了解，中国人的观念不是暴力路线，“不征之国”是明太祖颁布的祖训。我们讲究王道，并不是西方说的霸道。

　　中新社记者：您可以进一步解释这两种史观的区别吗？我们能从中获得哪些经验？

　　徐泓：西方人对历史的看法建筑于其现实的需求，表面说客观，但难逃主观。1500年以后，西方的强盛有目共睹，在此过程中，他们抢劫财富，牺牲了他人的利益。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彭慕兰(Kenneth Pomeranz)写的《大分流》就特别提到，如果失去殖民地，西方的强盛可能不复存在。

　　近代史上，中日两国追求现代化，为何前者失败、后者却成功？我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，彼时的中国没有一个安定环境，战争不断，且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。而日本社会虽有动乱，但总体看国家是统一的，动乱的烈度较低。